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正式开启长征，主力部队尽数向西突围转移，当时留守中央苏区坚守斗争的一众高层干部里，有不少都是平日里支持毛泽东军事路线，和他往来亲近的革命同志，这批留守人员后续的人生走向，整体境遇远比跟随大部队长征的人要艰难凶险。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外围防线不断失守，局势彻底陷入被动，博古、李德把持军事指挥权，加上三人团统筹全盘事务，早早暗中敲定主力战略转移计划。彼时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此前坚持的游击作战、诱敌深入等战术全部遭到否定，前期还被派往于都开展地方调研，最开始拟定的转移名单里甚至没有他的名字，最后经过多方劝说协调，才得以跟随主力一同出发西征。
主力动身之前，组织正式成立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统筹留守地区所有军政事务，最初确定分局核心成员为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五人，等到1934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下发文件，增补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毛泽覃、李才莲、梁柏台、汪金祥七人，前后合计十二人组成完整留守领导班子。这批人当中，毛泽覃是毛泽东亲弟弟，古柏、何叔衡等人长期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之前内部路线争论中屡次受到排挤打压，而项英属于当时主流领导层，立场和博古等人更为贴近，并非亲近毛泽东一派。
此次留下来驻守苏区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红二十四师以及各地地方武装，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搭配大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留守体系分工明确，项英担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盘统筹留守军务政务，陈毅出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地方民生与后勤工作，贺昌担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当时陈毅在前线作战身负重伤，伤势严重无法长途跋涉，只能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全部撤离之后，国民党军队迅速进驻苏区腹地，展开大规模疯狂清剿，推行极为残酷的围剿政策，对苏区百姓和留守红军展开无情迫害。1935年二月中旬，接到长征途中党中央发来的紧急指示，留守队伍开始分批突围，上万名留守人员划分成九支队伍，分头向周边山区转移，整个突围过程伤亡极为惨重。
一众留守高层接连遭遇不测，牺牲人数占据绝大多数。何叔衡作为中共一大参会元老，牺牲时已经五十九岁，跟随队伍从江西往福建方向突围，行至长汀境内遭遇敌军围堵，绝境之中毅然跳崖，最终被追兵补枪杀害，不幸壮烈牺牲。贺昌在1935年三月于会昌一带激战负伤，身陷绝境不愿沦为敌人俘虏，用尽最后力气扣动扳机，以自尽的方式守住军人气节。
毛泽覃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常年驻守苏区边境，突围转移途中为掩护身边战友顺利脱险，独自吸引大批敌军兵力，在瑞金红林山区激战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离世时年仅二十九岁。当初毛泽东动身离开苏区之时，还将自己留在当地的幼子托付给老乡照料，不曾想和亲弟弟这一次分别，从此阴阳相隔。
还有不少干部突围失败不幸被俘，身陷牢狱依旧坚守革命信仰。瞿秋白突围途中不幸被俘，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坦然诉说内心所想，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不肯屈服，1935年六月十八日奔赴刑场途中，高声唱响俄语版《国际歌》，走到长汀罗汉岭选定空地盘膝而坐，从容赴死，年仅三十六岁。刘伯坚突围时左腿重伤失去行动能力，弹尽粮绝之后被俘，在牢狱之中写下《带镣行》抒发壮志，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江西大余县英勇就义。
仅有少数留守干部顺利冲出包围圈，进入深山开展长期游击作战，其中陈毅、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功脱险，转入赣粤边、闽西深山密林之中。物资短缺、缺衣少食是常态，常年躲避敌军搜捕，整日风餐露宿处境艰难。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遭遇敌军重兵围困，被困二十余天身陷绝境，在此期间写下流传后世的《梅岭三章》，字字句句尽显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方八省游击队伍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留守游击队伍结束了三年艰苦游击生涯。项英后续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等重要职务，可惜在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突围途中遭到身边叛徒暗中加害，年仅四十三岁离世。陈毅顺利投身抗日战场，历经诸多战事，建国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得以见证革命最终胜利。
纵观这段历史，跟随主力走完长征的高层干部，多数都顺利熬过艰难岁月，顺利抵达陕北站稳脚跟。而当年留守苏区的大批军政干部，牺牲比例极高，能够坚持活到革命胜利的人寥寥无几。这批留下来的人，没有随军踏上求生之路，毅然选择留下来拖住敌军主力，用自身牺牲为主力红军顺利转移争取充足时间，默默为革命事业守住南方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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