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前后，那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代：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2007年GDP增速连续五年超过10%，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崭新面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
伴随着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资料显示，21世纪初，我国网民约2250万，到2010年时已飙升至4.57亿，十年增长了近20倍。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互联网是文字主导的“博客时代”，新浪博客、天涯社区、凯迪网络等平台汇聚着大批知识分子的深度写作。
与此同时，人们普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理性能够推动进步，学者能够影响社会，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带有光环的词汇，它代表着理性、良知、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象征着一个时代对现代化和启蒙的期待。
然而到了今天，“公知”几乎完成了彻底的语义反转。
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网络舆情研究显示，“公知”在微博、知乎等平台的负面情感占比已超70%，常与“公知体”“公知范儿”等嘲讽意味浓厚的表达捆绑出现。
毫不客气地说，它不再意味着“知识”，而越来越等同于精英主义、双重标准、崇洋媚外、脱离现实与自我感动。
坦诚说，这种变化绝非简单的网络玩梗。它背后隐藏着中国互联网舆论结构、社会心态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迁。
某种意义上，“公知”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互联网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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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是如何诞生的？
一种身份的形成，从不是孤立的思想事件。我们唯有将之放回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才能看清其来路与命运。
用发展的眼光看，“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起，既承接了世界现代思想史的传统，也深深扎根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独特土壤——那是一个经济腾飞、全球融入、阶层跃迁以及知识被寄予厚望的年代。
要理解“公知”曾经何以辉煌，首先要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何如此需要知识，又如此信任知识。
1）公共知识分子从何而来？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是现代社会的副产品。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服务于皇权、宗教或封闭的学术圈。以中国为例，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将读书人纳入国家官僚体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传统士人难以挣脱的命运。
即便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影响力也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远未形成面向大众的“公共性”。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知识分子才开始走向公共空间。通常认为，这一转变的里程碑事件是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错误指控叛国，尽管证据不足但因“表达反犹情绪”而被定罪。1898年1月13日，知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直陈案件不公，引发全法乃至国际震荡。左拉因此被判诽谤罪，流亡英国，但最终推动案件重审——1906年德雷福斯被彻底平反。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一词正是在这场事件中获得现代意义。反对德雷福斯阵营的作家巴雷斯，以该词嘲讽左拉等人“越界干预国家事务”，但左拉阵营却坦然接受，将它转化为一种荣耀。
从这以后，“知识分子”不再只是职业描述，而成为了“运用知识介入公共事务、为正义发声”的身份象征。
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传统依然被延续了下来。
一战期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因发表反战言论，被剑桥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更因“妨碍对美国的征兵”而入狱六个月，他在狱中完成了《数理哲学导论》，并在出狱后继续以演讲和写作等形式批判战争。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自越战起持续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与媒体操控，其《制造共识》深刻揭示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宣传机制。
这些案例共同塑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典形象——以专业知识为根基，跨越学术边界，直面权力，引导公共讨论。
简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开始走出象牙塔。
2）“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国化”进程
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同样接续了这一传统，其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南方周末》的转型。
在时任主编江艺平的主导下，该报确立“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办报理念，开辟时评版面，大量刊发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分析。
1999年，该报以《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为题发表新年献词，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同一时期，一大批任教于清北复交的资深学者，频繁就法治建设、农村问题、宪政改革等议题公开发声。
比如在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许志永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直接推动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彻底废除。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以专业能力介入公共事务、促成制度变革的典范案例。
由此可见，“公知”最初的光环，正是建立在这种走出书斋、介入社会的精神自觉之上。
当然，“公知”之所以在2000—2012年前后拥有巨大影响力，根源在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情绪是向上的、开放的、乐观的、全球化的。
2000年中国GDP总量约1.21万亿美元，2012年增至约8.53万亿美元，名义增长逾7倍。加入WTO后，外贸总额从5098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3.87万亿美元。城镇化率从36.2%快速提至52.6%，数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00—2010年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年均增长约15%，从不足1亿人扩大到超3亿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增量时代”，社会弥漫着近乎本能的乐观。
畅销书的风向便是佐证。
2001年《世界是平的》中译本热销，其“世界正在被抹平”的叙事与中国入世共振；吴晓波的《大败局》记录民企兴衰，读者从中读到的是对市场试错空间的认可。
2005年前后，“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成为了很多知识青年案头书，人们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媒体领域，《南方周末》高峰期发行量超过了150万份，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学者的高校讲座一票难求，《锵锵三人行》成为知识阶层每周必看的节目。
2005年前后，“公知”作为中性甚至正面缩写在网络流传——一篇讨论法治的博文动辄收获数十万阅读和数千条认真评论。
人们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而知识分子恰恰是“未来”的代言人；而“公知时代”的辉煌，本质上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乐观预期之上。
这种乐观并非盲目，而是根植于经济持续增长、国际融入深化、个人命运改善的真实经验；知识分子之所以拥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与视野，与那个时代中国人“向上走”的心理需求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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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的权威为何迅速陷入崩溃？
任何社会角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它所在的结构是否稳固。“公知”从受人尊重的身份标签沦为争议对象，绝非某几个人的言行失当所能单独解释。
在其背后，三股力量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交汇——经济增长模式换挡引发了社会心态的整体转向，部分知识精英自身的信用透支激起了公众审视，而互联网技术革命则从根本上拆解了传统精英赖以生存的知识垄断壁垒。
三重因素叠加，构成了一场针对“公知”权威的结构性瓦解。
1）经济换挡与社会心态的翻转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乐观时代崇拜精英，焦虑时代怀疑精英；当经济增长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情况便开始变化。
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至2025的5.1%左右，北京二手房均价从2008年约1.2万元/平方米一路攀升至2018年的5.99万元/平方米，十年涨幅近4倍；尽管此后市场进入调整期，但截止今年5月，挂牌均价依然维持在5.26万元/平方米的水准。
智联招聘2025年的调查显示，54.9%的职场人受焦虑烦躁困扰，其中职业发展焦虑以48.5%的占比成为首要压力源；90后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已从上一代的5至7年缩短至2年零3个月，00后更是缩短至不到1年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现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充满了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情绪从“希望”逐渐转向了“焦虑”，无论是2021年左右开始流行的“躺平”与“内卷”，还是近年来“摆烂”“精神内耗”“吗喽文学”等新词汇的持续走红，进一步折射出了当代年轻人在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下的自我调侃与情绪宣泄。
在焦虑时代，公众最容易质疑的对象恰恰是精英群体。当现实与理想出现落差，人们会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解释世界的人。
哈佛学者亚沙·蒙克在《人民vs民主》中指出，西方的信任断裂源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精英享受红利，普通人承担成本。
而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当年轻人感受到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对精英话语的容忍度就会不断降低。
2）知识精英的信用赤字
社会情绪的变化提供了质疑的土壤，部分知识精英自身的行为失范则为质疑提供了靶心，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前后。
当年“韩寒代笔门”引爆了一场关于“公知信用”的全民辩论。从这以后，公众不再无条件信任“知识精英”的光环，开始追问“你到底配不配”。
从这以后，多位媒体人和学者在社交媒体上被指“言行不一”——有人批评环境问题却移民海外，有人强调平民立场却被曝光奢华消费。
这些个案累积起来，构成了一种“信用赤字”——人们不再默认知识精英的话可信，反而习惯于带着怀疑甚至敌意去审视他们的每一句发言。
3）技术革命与知识垄断的瓦解
如果说社会心态翻转和信用赤字削弱了“公知”的正当性，互联网技术革命则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播基础——知识垄断。
过去，只有媒体、大学和学者拥有解释世界的话语权。
2009年微博上线，140字的低门槛让每个人都能实时发布信息。2012年微信公众号上线，“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正式到来——至2023年公众号超过了3000万个，一个个人作者的单篇文章影响力可能超过一家地市级电视台。
大众第一次获得了与精英平等竞争的能力，权威开始去中心化，知识开始平民化。
还有观点认为，知乎的兴衰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缩影。
2011年上线时采用精英邀请制，2013年开放注册后用户从40万飙升至2018年的2.2亿。“抖机灵”式回答的点赞数往往超过严谨分析，2017年前后大量早期优质答主选择离开，社区主流内容从“知识分享”转向“经验分享”和“情绪共鸣”。
在开放平台上，流量逻辑天然向大众化内容倾斜，知识精英不再享有注意力的分配特权。由此可见，“公知”形象的变迁，本质上就是知识权威下降的结果。
不是知识消失了，而是知识不再垄断。过去一个教授的声音穿透社会，靠的是“教授”这个身份天然赋予的话语权；在信息充分竞争的环境中，话语权的获取越来越依赖内容本身的竞争力——能否被理解、被讨论、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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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情绪与标签政治如何重塑舆论场？
需要指出的是，旧权威的瓦解，并不必然意味着更理性的公共空间会自然形成。当知识垄断被打破之后，一个新的竞争场域会迅速浮现，其游戏规则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有着根本性差异。
算法取代编辑成为信息分发者，情绪压倒理性成为注意力争夺的利器，标签化的身份政治取代了对具体观点的讨论——三重转变重新定义了谁能获得话语权、什么样的声音能被放大，以及公共讨论最终会走向何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知”在新规则下被重新塑造、赋予意义，最终固定为一个贬义符号。
1）当情绪成为流量硬通货
传统媒体追求真实性、深度和系统性——报纸调查报道需数周，央视《新闻调查》四十分钟只讨论一个议题，制片人陈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其底层逻辑是——公众需要被认真对待，复杂问题需要被充分展开。
但到了算法时代，平台追求的是点击率、停留时长和转发量。
现如今，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了11亿，人均单日使用超过了3小时。众所周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高度依赖完播率和互动率——一条内容的命运，由用户在最初3秒内是划走还是留下决定。
这就意味着，简洁鲜明的立场天然优于审慎平衡的分析，强烈的情感刺激天然优于克制的理性推理。复杂分析不如简单立场，理性讨论不如情绪表达，十分钟的视频不如十秒钟的愤怒。
比如发生于去年4月份，董明珠爆出的“海归间谍论”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
原本关于企业安全边界与全球化人才战略的复杂讨论，在短视频平台被简化为了“爱国企业家vs崇洋媚外”的二元叙事。
现在的情况是，一篇万字长文分析格力人才战略与行业竞争格局的理性内容播放量可能仅30万次，但一条时长不足一分钟，截取了“绝不用海归派”这句话的短视频，播放量可能会达到千万级别，相差整整两个数量级。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知识分子花费数年完成的学术著作可能无人问津，但采访中一句被断章取义的话却可能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数千万播放和百万条谩骂或追捧——而不是讨论。
2）“公知”如何被重新定义
如果说算法为情绪提供了结构性优势，那么话语权的主动争夺则为“公知”赋予了固定化的负面含义，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解释世界的权力发生了转移。
标志性事件出现在2015至2016年。
在这一时期，微信朋友圈开始大规模出现“爱国文章”，围绕中国基建成就、科技突破的10万+爆款层出不穷，生产者往往不是传统学者或媒体人，而是捕捉到“大国崛起”情绪的自媒体运营者。
现如今，以Z世代为首的年轻一代网民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完全有能力以表情包大战等方式参与公共议题。与此同时，“公知”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崇洋媚外”的代名词，他们的“双标”言论成为了前者大肆鄙夷和评级的靶子
比如有人会质问他们——“你批评国内问题时，为什么不提国外更严重的问题？”“你说中国环境污染，但你知道伦敦1952年雾霾死了多少人吗？”
客观地说，这种话术并不构成对论点的反驳，但在传播上却极其有效，因为它绕过事实争议，直接质疑发言者的“动机”和“立场”。
一旦动机被标记为可疑，说话的内容就不需要被认真对待了。
从这个角度看，“公知”的贬义化是一场成功的语义战争。毕竟语言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当一个群体的标签被对手成功赋予负面含义，这个群体就失去了在大众传播中的主动权——你说什么不重要，因为你是谁已经被定义了。
3）当标签取代看思想
在过去，人们讨论观点；但在今天，人们更热衷于讨论身份。
一个复杂的人，被压缩成了“公知”“小粉红”“精日”等标签，每一个标签都高度简化，把人归入预设阵营，并假定该阵营拥有一套固定的立场和人格特征。标签的优点在于低成本、高效率和强情绪——只要贴上标签，就不需要继续讨论。
发生于今年4月的上海地铁抢座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论战便是典型的例子。
支持32岁女子者被贴“自私年轻人”，同情66岁老人者则被贴“道德绑架的长辈”，两个阵营围绕年龄标签展开对攻，冲突起因、肢体接触细节与警方调查结论等事实问题反而被淹没。
在身份标签主导的舆论场中，事实往往是第一个牺牲品。
这种现象在跨国比较中同样惊人——今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诸如“种族/阶级叛徒”等标签被频繁使用，2026年AI安全议题被政治化为党派的身份象征——身份取代观点，是社交媒体时代全球性的趋势。
当身份代替观点、阵营代替事实、情绪代替逻辑，公共讨论便失去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对于“公知”而言，身份政治的崛起意味着致命一击——他们不再被当作“提出了具体观点、可以被具体反驳的人”，而被当作一个刻板印象符号——崇洋媚外、双重标准、脱离现实。
一旦被归类至此，任何具体的言说都失去了被倾听的可能。
4
后“公知”时代，社会还需要知识吗？
当“公知”的权威光环褪去、标签化贬义固化之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出来——我们究竟告别了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还是一种特定的“知识—社会关系模式”？
现实给出的答案比想象中复杂：
知识精英并未退场，只是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一个复杂社会对专业知识、深度思考与公共讨论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新的传播条件下变得更加迫切。
真正需要重建的，或许不是“公知”，而是一种能让知识重新获得信任的新关系。
1）知识精英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身行头
很多人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其实并没有。消失的，是那种拥有绝对权威的“大师时代”。
今天仍有大量学者、评论员、专业人士在从事公共写作与发言。
在法学领域，罗翔2020年在B站开设账号，以刑法知识普及吸引超3210万粉丝，不回避敏感议题，始终以专业知识和案例说话，证明不是公众不需要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需要找到与公众对话的新方式。
经济学者温铁军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其讲座视频在B站和抖音被大量二次创作传播，全网总播放量已突破百亿次——没有西装革履和PPT，一张圆桌、一杯茶、几小时即兴演讲，却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2025至2026年的演讲整理内容经短视频二次创作单条播放量就可破2亿。
张维为的《这就是中国》则走另一条路，以“演讲+对话”输出论述，节目在抖音平台总播放量超5.8亿次，单期网络播放量常达数百万，在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逾12亿人次受众。
这些成功案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再以“启蒙者”自居，而更像知识服务者、信息解释者、复杂问题翻译者。他们不依赖身份赋予的天然权威，而是依靠持续输出的内容质量——事实准确性、逻辑严密性、表达亲和力——来获得公众信任。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与网红、自媒体、AI以及无数普通用户共同争夺注意力。
过去一个学者登台，全国数千万人同时收看，几乎没有竞争者；今天一位教授在B站发布视频，同一秒有数万条其他内容同时上线——美食探店、游戏直播、短剧剧情，都在争夺拇指划动的那0.5秒。
一言概之，公共知识分子们依然存在，但他们往日的光环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大众的选择更多了，世界变得更复杂了。
2）复杂社会肯定离不开专业思考
真正衰落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昔日说一不二的“大师”；真正消失的不是“公知”，而是一个旧时代的权威结构。
但知识本身的需求，从未退场。任何复杂社会都需要专业知识、长期思考以及广泛的公共讨论。
经济学者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中警告过一种认知陷阱：
知识精英往往假定自己掌握真理，而大众是愚昧或短视的。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引发反弹，因为它否定了普通人的理性能力。
所以，有效的公共讨论需要的不是说教者，而是愿意进入对话、承认复杂性、接受质疑的“知识合作者”。
这意味着三点：
第一，专业能力必须硬核——信息可轻易核验的时代，事实错误比过去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快摧毁信誉；
第二，表达方式必须接地气——这不是迎合，而是将复杂问题转化为普通受众可理解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第三，信誉是累积性的——单次“爆款”不足以建立长期影响，持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分析才能赢得真正信任。
未来社会需要的，不再是神坛上的高高在上的“大师”，而是能帮助普通人理解复杂世界的人。这个角色比“大师”更谦逊，但也更接近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来含义——用知识来服务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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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公知”退场，是历史的必然
从更大的历史尺度看，这可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终结，而是一个旧时代权威结构的终结。以身份赋予话语权的模式难以为继，但知识本身仍然不可或缺。
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当人人都有麦克风、算法开始决定流量、情绪压倒理性之后，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建立对知识、专业和公共讨论的信任？
答案或许不在过去，而在一种尚未完全成形的新关系之中——在知识生产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基于能力、诚实和尊重的对话。
因为任何现代社会最终都离不开知识，但知识如何重新获得信任，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里，一个比“公知”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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